我国当代作家冯志以其抗战时期在敌后武工队的战斗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描写了冀中军民在党的领导下，深入敌后同日伪军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讴歌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赞美了中国军民在强敌面前英勇无畏、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那么，这部影响广泛、享誉中外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
冯志，原名冯禄祥，1923年7月15日生于直隶省静海县(今天津静海县)一个贫农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只在本村小学上过4年学，11岁时辍学务农。
“七七”事变后，15岁的冯志怀着抗日救国的强烈愿望，离开家乡，参加了八路军，被分配到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给政治部领导伍辉文当警卫员。伍辉文对冯志就像慈母严父一般，他经常给这个机灵的“小鬼”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讲革命的道理，从而提高了冯志的政治思想觉悟。1939年7月，冯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入党不久，冯志被选为党小组长。在5个人的党小组里，除他之外都是部队领导，因此刚开始他在工作上总是畏首畏尾，顾虑重重。伍辉文便教导他说：“在党内，没有警卫员、首长之分，看到我们有什么缺点你就批评，需要我们做什么工作你就分配。在党的小组会上，你是领导，我们都服从你。”伍辉文言出必行，率先垂范，党小组开会，他按时参加；党小组分配的工作，他认真完成。这让冯志更加感到领导的可亲与可敬。从此，他不再那么拘谨，能够放开手脚干工作了。
通过密切交往，冯志了解到，伍辉文8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十几岁就当红军，从没上过学，但现在他拿起笔来就能写，而且文章写得很漂亮。于是有一天，他忍不住问伍辉文：“首长，怎么才能写出一手好文章呢？”伍辉文说：“咱们八路军就是个大学校，要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只要肯钻研、肯用心，就能做到文武双全。”
从此，冯志更加积极努力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时条件艰苦，难得看到一本书，伍辉文就四处找书让冯志读，还耐心地辅导他写心得，记日记。起初冯志写的日记就像流水账，提笔无非起床、上操、开饭、工作，最后熄灯睡觉。伍辉文看了，启发他说：“日记要写工作、生活、学习中有感受的事。比如，我们打了胜仗，缴获了许多武器，你怎么想？日寇飞机轰炸村庄，群众受了损失，你又怎么想？把这些感想写下来，有趣的事还可以写成快板、唱词。这样坚持下去，日后翻出来，能看到自己成长的脚印、思想的变化，很有意思。”后来，冯志在办机关墙报时，他组的稿件，伍辉文都会帮助修改，还耐心地给他讲解：这地方为什么要改，不改有什么毛病。冯志对这种一字一句、手把手地悉心教导非常感激，为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像领导那样刻苦努力学习，既要学会拿枪打敌人，也要学会提笔写文章。
◆冯志任敌后武工队小队长时留影。
冯志在冀中第九军分区政治部历任班长、排长、剧社社员、文工队长等职务。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在飞机的配合下，出动坦克、汽车几百辆，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拉网”式的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 （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冀中一时间成为村村有岗楼、处处有碉堡、封锁沟密布的敌占区，日本鬼子、伪军、汉奸横行，形势极为严峻。为了针锋相对地与敌人展开斗争，冀中第九军分区党委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组建一支精干的深入敌后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斗争的武装组织——敌后武装特别工作队（简称敌后武工队），这是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最早出现的敌后武工队。冯志闻讯，积极报名参加，于同年8月被选拔任命为武工队第一小队队长。从此，他积极组织并充分依靠当地群众，带领队员们拔炮楼，杀鬼子，除汉奸，惩恶霸，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方式打击瓦解敌军，被老百姓誉为“敌后神八路”。在浴血战斗中，他三次负伤，左锁骨曾在与敌人拼刺刀时被挑断，左手食指被扎残，头部、胸部也都中过弹。有一次，他到军区开会，在回来的路上和日本鬼子狭路相逢，便闪身钻进路边的一堆麦秸垛里。鬼子过来用刺刀一个个挑那些麦秸垛。他感觉鬼子到跟前了，就抬起手中的驳壳枪扣动了扳机，岂料这一枪却没有响，而鬼子竟也没有用刺刀挑这个麦秸垛，转身就走了。事后他一看，原来是枪被麦秸秆卡住了，从而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更为神奇的是，在他任小队长期间，属下数十名武工队员竟无一人牺牲。由于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他被评为模范党员，还荣获冀中军区颁发的“五一”一等奖章。
1947年冬，冯志进入华北联合大学中文系学习深造，毕业后于1949年调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
创作小说再现历史
关于《敌后武工队》的写作初衷，冯志在该小说的《前言》中写道：“是因为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日日夜夜地冲击着我的心；我的心被冲击得时时翻滚，刻刻沸腾。我总觉得如不写出来，在战友们面前似乎欠点什么，在祖国面前仿佛还有什么责任没尽到，因此，心里时常内疚，不得平静。”“十三年前的那年冬天，也正是日本鬼子刚刚投降三个多月，在集宁驻防时，我就想抓起笔来，将武装工作队在敌占区和敌人酷斗、鏖战的一大段生活写一写。党组织给了我力量，鼓励我写下去，同志们也以最大的关怀要我去写。但是，由于当时的文化、政治水平很低，而主要的是蒋介石又点起了内战大火，所以想写的念头，不得不暂时放下，去参加解放战争。”“战斗空隙间，武工队里的战友们的身影时常出现；武工队的一些惊险、感人的故事，也经常让我回忆起来。每当忆起，好像昨天发生的一样。人民解放战争刚刚取得胜利，我便开始动手写这部小说了。”
关于《敌后武工队》的故事内容，冯志在该小说《前言》中介绍说：“书中的人物，都是我最熟悉的人物，有的是我的上级，有的是我的战友，有的是我的‘堡垒’户；书中的事件，又多是我亲自参加的。”“《敌后武工队》如果说是我写的，倒不如说是我记录下来的更恰当。不管怎样，眼下它终于和读者见了面。如果它能在读者心灵上留下一点点八路军艰苦抗战的印象，或对读者有一丁点帮助，也就算我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关怀和同志们对我的帮助。”
◆出版的《敌后武工队》和同名连环画册。
有关《敌后武工队》的创作经过，2005年夏，冯志的遗孀苑莎在回答记者采访时，深情地回忆说：“当时，我们在保定只有一间房，中间用砖隔起来，分成里外两小间。老冯把里间当成书房，一心一意写他的小说。他工作很忙，晚上不是采访就是开会，但不管多晚回来，他都给自己定了一条铁的纪律：天天动笔。有时写到激动处，笔舍不得搁下，常常通宵达旦，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夜深了，我和孩子们都睡了，他是什么时候躺下的，谁也不知道。睡着睡着，他有时会猛地坐起来，抓过纸笔记下点什么。或者披上衣服出屋，良久不归。有一次我出去找他，原来他正坐在房上观察月亮，说是想看看新月是什么样的。”“有一天深夜，老冯写到小说中刘太生壮烈牺牲的情景，竟失声痛哭起来，将我们惊醒了。他解释说：‘这样的好同志死了，什么时候想起来都难过。’”
“老冯不是专职作家，他写东西没有资料，因为这些事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人物都在他的脑子里头。看他呕心沥血有时连饭都忘了吃，有同志劝他量力而行，还有人干脆泼冷水：‘别受这个罪了，工作这么忙，何必自讨苦吃？’他每次总是严肃又郑重地申辩：‘不能搁笔，这不是我个人的事。写不出来对不起那些杀敌立功的战友，对不起坚贞不屈的人民！’”
1958年11月，《敌后武工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与广大读者见面。而冯志也被吸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一名专业作家。由于创作中积劳成疾，他不久就病倒了。
传奇小说的经典
因长篇小说 《敌后武工队》的情节曲折有致，故事跌宕起伏，人物鲜活生动，传奇色彩浓厚，一经面世，便不胫而走，反响很大，读者纷纷在《读书》、《文艺报》、《解放军文艺》等报刊上发表评介文章，予以积极肯定。
小说《敌后武工队》还被翻译成英、法、日、朝鲜、哈萨克等多种文字出版。从1959年6月28日起，它被杨田荣改编为同名评书，在鞍山人民广播电台播讲，1963年再次播出；此外，它还被袁阔成等改编为同名评书播讲；1960年，它被陈庚、曹惠改编为五幕八场话剧上演；1973年，它被天津美术出版社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出版发行；1995年，它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改编摄制成同名故事片，在全国公映；它于1988年、1999年、2005年，分别3次被改编摄制成8集、20集、26集同名电视连续剧，播出后风靡神州，进一步扩大了小说原著的影响力。
长期以来，业界人士对小说《敌后武工队》的评价甚高。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洪子诚认为：“作品故事性强，并且有吸引力；语言通俗，群众化，读者面更广。”学者张树坡盛赞：“《敌后武工队》是一部有着较高真实性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品，它通过对一支武装工作队在‘敌后的敌后’一面坚持武装斗争，一面开展抗日工作的事迹的描写，反映了它所写的那个特定时代和地区的抗日斗争形势的内在实质和发展趋势。这部小说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真实性和传奇性的统一。造成小说故事情节传奇性的那些因素不是别的，正是作品所描写的那个现实生活环境。这充分说明，小说的传奇性是与它的真实性辩证统一在一起的，这是这部小说现实主义特色最突出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