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穆令对美国的影响(浅谈其根本影响)

禁穆令对美国的影响(浅谈其根本影响)

2017年2月7日,美国旧金山,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将就“禁穆令”举行听证会,民众在法院外示威,抗议特朗普“禁穆令”。图片显示:视觉中国

过去半个月对入境美国的一些穆斯林移民来说,如同经历了一场过山车。

2月9日,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就总统特朗普实施的“禁穆令”做出一致决定,驳回了联邦政府要求恢复该政策的上诉。

裁决公布后,特朗普怒发推特说,“国家安全危如累卵”,“(最高)法院见!”

半个月前,特朗普在1月27日“一纸令下”,签署了一份禁止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七国公民进入美国的总统行政令。这导致一些准备乘机前往美国的人立即被禁止登机,另外一些人在到达机场后被告知签证无效甚至遭到扣留。

三天后,华盛顿州检察长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联邦政府,认为这一行政令明显针对穆斯林群体,违反了美国宪法关于政策与宗教信仰分离的原则。明尼苏达州也随后加入。

2月3日,负责审理此案的华盛顿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巴特(James Robart)决定在全美范围内临时冻结这一行政令。尽管这一裁决遭到了特朗普的批评,但是冻结令一出,国土安全部立马停止执行行政令,国务院随即允许持有合法签证的人入境。

上周末,司法部代表特朗普政府上诉联邦第九巡回法院寻求紧急冻结这一“冻结令”但遭到驳回。

美国巡回上诉法院(circuit courts)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美国50个州、首都华盛顿特区同其境外领土被划分为13个审判区域,共设有13个巡回上诉法院和94个地区法院。其中11个巡回法院由数字命名,其余两个分别是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是全部13个联邦上诉法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管辖范围仅次于联邦最高法院,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亚利桑那州等九个州,其对这些州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拥有上诉管辖权。

2月7日,该上诉法院三名法官听取了司法部律师和华盛顿及明尼苏达州政府代表的陈述,“禁穆令”在法院争议的焦点是特朗普是否超越职权违反有关宪法修正案而颁布行政令。

司法部律师奥古斯特·富伦杰(August Flentje)辩护称,特朗普颁布行政令完全是在国会与宪法赋予他的权力范围内行使。他有权设立足够的标准来审查那些想拿到美国签证的人,反而是地方法官不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僭越总统的判断,在全美范围内暂停禁令。

而华盛顿州和密尼苏达州代表则建议法官“评估”特朗普该禁令背后的动机,指其实际上构成了对穆斯林的歧视。华盛顿州副检察长诺亚·珀赛尔(Noah Purcell)对法院表示,特朗普政府想不通过完整的司法审议就恢复禁令将让国家陷入混乱。

“特朗普政府是认为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可以做他想做的事情,法院无权干涉吗?”

美国司法部的代理律师停顿了一下,然后答道:“是的。”这一回答令一些法律观察人士感到吃惊,但是这可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政府行政权力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扩大的现实。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司法独立于行政并对后者有制衡作用。1803年,由于著名的马伯利诉麦迪逊案(Marbury VS.Madison),法院开始担任日益重要的司法审查的角色。它们被看作是最终裁决法律的权威机构,并且拥有监督政府其他机构的权力。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实际上并没有被赋予很大的单边权力。建国之初,为了防止出现独裁者或者权力过度集中在一人身上,美国宪法制订者只允许总统享有一项独立的权力即赦免和缓刑的权力。

“很明显,现在总统拥有的权力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乔治·梅森大学政策与政府学院院长,研究总统权力问题的专家马克·罗斯(Mark Rozell)说。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分析称,大多数学者会将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大追溯至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时期。当时美国正值大萧条,为了复兴经济罗斯福在上任100天内采取了一系列行政举措,很大地改变了美国民众对总统的认识和期望。罗斯认为这导致现在民众有一种潜在的认知就是总统就应该像罗斯福一样。

除此之外,国会和联邦法院系统也在不断支持和扩大总统的权力。例如,特朗普此次能够签署“禁穆令”的依据之一就是国会于1965年通过的《移民和国籍法》,使得总统拥有了制止任何可能伤害美国利益的人进入美国的权力。与此同时,国会还制定法律给予总统在战争、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方面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在这一过程中,法院系统也很大程度上与国会保持了“合作”,这可能也与法院担当的是司法审查而不是规则制定者的角色有关。1984年建立的谢弗林原则(Chevron Doctrine)要求如果法律规定模棱两可时,只要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合理,法院就必须予以尊重。

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律学校的副教授斯蒂文·施温(Steven Schwinn)表示:“我们需要意识到现在这些案例中法院做出的决定以及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主张不仅适用于当前,而且也会对未来行政权力的使用产生影响。”

不少法官和学者包括特朗普提名的最高大法官候选人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都逐渐开始批判谢弗林原则,这种思潮的出现可能会限制行政权力的扩大。

杜克大学法学院宪法学教授厄尼斯特(Ernest Young)将特朗普的“禁穆令”称作是对美国制衡制度的一次有益的实践,也是一次考验。“很多总统上任前都想去做很多事情,特朗普这一次行政令遭到法院的冻结并不反常,这确实是制度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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