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小说乃“说”之小者，而先秦时所谓的“说体文”也是由“说”字引发生成的论说文体，以“说”字为纽带，“说体文”与“小说”产生了关联。说体文有多种类型，诸类型有各自的文体形态，承担的任务也各不相同。其中以“形象叙事说理”为特征的说体文乃“说”到“小说”的过渡，其文体内涵和特征对小说的观念、文体特征、素材来源、编纂方式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项目编号：11&ZD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瑾锋，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
学界追溯小说①之本源，大多注意“小说”一词中之“小”字，如《庄子·外物》与“大达”对立之“小说”，桓谭《新论》所谓“丛残小语”“短书”，《汉书·艺文志》论小说出于“稗官”等，都指出“小说”之“小”，是无关于大道的琐屑之言，是篇幅短小的“丛残小语”。其实，小说除了“小”外，“说”字也极其重要。小说是一个偏正短语，“小”是修饰词，中心词还是“说”字，“小”是对“说”之描述和规定，“小说”之本质和内涵乃由“小”和“说”两者共同构成。在“说”之众多义项②中，有一项指称文体，即后世所谓的“说体文”。“说体文”孕育于战国时期之诸子散文，其最大特征是不依恃空言，寓道理于生动形象的叙事中，并运用譬喻、夸饰等修辞手法。说体文的这些特点，既孕育了原始状态的小说，又深刻影响着历代小说的文体内涵。可见，“说”“说体文”“小说”三者乃环环相扣，厘清其中之关系是探讨古代小说文体特性的重要途径。
一、“说”字析义
说体文与小说的联系，关键在一个“说”字。而要考察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如何对小说产生影响，有必要对“说”字含义作一番辨析。③
“说”字由“言”“兑”两部分组成，我们推测造字的先后顺序，“言”“兑”二字的出现时间应该早于“说”字，此在出土材料中得以印证：“言”“兑”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曾出现，而“说”字出现则晚许多。④文字作为符号代表特定的含义，文字的联系意味着含义的联系。“说”字既然由“言”“兑”组成，应与此二字的含义有某种联系，考察“说”字的义含，不妨从考察此二字入手。
甲骨文的“言”字像舌从口中伸出形，说明“言”与口舌有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言”部云：“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
声。凡言之属皆从言”(89)。郑樵《通志》云：“言，从二、从舌。二，古文上字。自舌上而出者，言也”(254)，说明“言”还与言语有关。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卷一《释和言》云：“《尔雅》云‘大箫谓之言’。案此当为言之本义。”又云：“言之本义为乐器，此由字形已可得充分之断定，其转化为言说之言者盖引申之义也”(李圃 2：716)。郭氏进一步说明道：“原始人之音乐即原始人之言语，于远方传令每藉乐器之音以藏事，故大箫之言亦可转为言语之言”(李圃 2：716)。在郭氏看来，最初的音乐就等同于最初的言语，“言”(音乐)中能“藏事”，说明最初“言”就是一种传达信息的方式，是一种言说方式。“言”在后世发展为多种义项，但都离不开语言、言辞这一基本含义。 据现有材料可知，“兑”字主要有四种含义，一是“阅”之初文。鲁实先《殷契新诠之一》云：“兑于卜辞有二义：其一为阅之初文，[……]兑之第二义乃锐之初文”(李圃 7：739)。“阅”指“大阅”，指“检阅师旅因以田猎”。二是兑可表示锐利。《墨子·备蛾传》：“木长短相杂，兑其上”(吴毓江 863)。《荀子·议兵篇》：“兑则若莫邪之利锋”(王先谦 268)。三是兑可表示快速。王齐洲云：“‘兑’字均见三期卜辞，且多用于人名。凡不用于人名的，则皆为‘锐’，有急速、赶快之意”(359)。四是兑可表示喜悦。《周易》有“兑”卦，卦辞云：“兑。亨。利贞”，《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王弼注和孔颖达疏都释“兑”为“说”，乃喜悦之意。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兑”的本义当为喜悦，甲骨文之“兑”为人开口笑之形，林义光《文源》卷十云：“口非声。兑即悦之本字。古作
，从人从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开”(李圃 7：738)。高田忠周、商承祚皆同此意见。⑤
对“言”“兑”二字含义的梳理，对理解“说”字含义有所帮助，但完整准确地还原“说”字内涵的演化过程是比较困难的，必须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后人的研究去推测和了解。通过结合先秦古籍中对“说”字之使用，可以基本明确“说”字的几种含义：
首先，“说”有“言说”“谈说”之义。“说”字从“言”，而“言”有语言、言说之义，这对形成“说”字的最初含义是有影响的。许慎《说文解字》释“说”首先是“说释”即悦怿，其次是谈说。杨树达不同意此说，他认为“谈说”是“说”字始义：“谈说乃造文之始义，许以说释为正义，殆非也[……]谈说者，说之始义也。由谈说引申为悦怿之悦。[……]大抵谈说者，言之慷慨激昂者也，而议论则朴实说理者也”(37-38)。高亨也认为“说”字本义是“谈说”：“说，既从言，当以谈说为本义。[……]兑即说之古文，从人，从口，八象气之分散，[……]《彖传》等训兑为说，当取谈说之义，非喜悦之悦也。本卦兑字皆谓谈说”(331-33)。
其次，“说”由“言说”上升为“道理”“学说”。“言”在先秦有道理之义，这在典籍中比较常见，如《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孔子回答子贡所问即“恕道”。“言”在先秦还有学说之义，如《孟子·滕文公下》：“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言”指杨朱、墨翟之学说。与“言”相似，“说”字也可指道理、学说，如《尚书·康诰》：“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罚之行。’”孔安国传云：“我惟不可不监视古义，告汝施德之说于罚之所行”(204)，“说”指“施德之说”，即施行德政的道理或理论。《周易·系辞上》：“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王弼 孔颖达 313)，“死生之说”可解释为关于死生的道理或学说。
第三，在先秦典籍中还有“解脱”“开解”“解说”之义。“说”释为“脱”，这在《周易》中较多，如“蒙”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焦循曰：“读如脱去之脱。”“逐”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高亨云：“说借为捝。说文：‘捝，解捝也。’，古书通以脱与说为之”(173-74)。“睽”上九：“睽孤见豕负塗，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高亨云：“说犹弛也，字皆为捝，《说文》：‘捝，解捝也。’解脱与弛义相近”(173-74)。由“脱”可引申为“开解”“解说”之义。马叙伦认为“说”的本义是“解”，即“解说”，“谈说”是后增之义，战国时才生成。说为兑之后起字，而兑有喜悦之义，故“说”又借指为喜悦，是诉的转注字。《论语·八佾》：“成事不说。”何晏注引包咸曰：“事已成，不可复解说”(45)，“说”即解说之意。
最后，受“兑”字影响，“说”有“言之锐利者”“言之使人喜悦者”之义。杨树达认为“说”不是简单的言说，而是“言之锐利者”：“盖兑者锐也。《史记·天官书》曰：‘三星随，北端兑。’以兑为锐。《说文》十四篇上金部云：‘锐，芒也。从金，兑声。’盖言之锐利者谓之说，古人谓利口，今语所谓言辞犀利者也”(37)。在古籍中“说”可通“锐”，如《墨子·备蛾传》：“城下足为下说鑱杙”(吴毓江 863)。“说”即假借为“锐”，“说”可表示锐利之义，再进一步引申为“言之锐利者”，源头还在于“说”中有“兑”。与此类似，“说”因“兑”而有“喜悦”之义。《说文解字》“言部”：“说，说释也。”段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说”与“悦”可互通互换，这在古籍中很常见，如《诗经·召南·草虫》：“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说”。《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何晏 1)？由“喜悦”可引申出“取悦”、“讨好”之义，如《论语·子路》：“君子易事而难说也，[……]小人难事而易说也”(何晏 204)。《潜夫论·明暗》：“赵高入称好言以说主，出倚诏令以自尊”(王符 58)。“说”即以言说来取悦、讨好对方之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对“说”字含义会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说”与“言”“兑”之间有两层关系：一是文字构成上之关系，“说”字由“言”“兑”组合而成；二是含义上之关系，“言”“兑”的含义对“说”字含义的形成与发展有所影响。关于“说”字初义，前人有不同看法，本文倾向于将“说”之初义定为“言说”，后引申为“道理”“解说”之义。“说”作为“兑”之后起字，其含义当对“兑”之含义有所继承，即当“说”用于“言说”“道理”“解说”等含义时，可引申为“锐利之言说”“锐利之道理”“锐利之解说”或者“令人愉悦”的(地)“言说”“道理”“解说”等。
二、“说”作为一种文体
梳理了“说”字含义，我们进而可以讨论“说”作为一种文体即“说体文”的特性了。在先秦文献中，对说体文文体内涵和特征的描述与“说”字密不可分，“说”既有“言论”“道理”“解说”之义，又有“锐利”“喜悦”“取悦”之义，这些含义构成了说体文的基本类型和文体特征。⑥
在先秦文献中，“说”最早是作为祭祀名称出现的，指称一种锐利的言说，具体表现为“责让”，已具备一定的文体意义。如《周礼·春官·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类，二曰造，三曰襘，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说”(郑玄 775)。《秋官·司寇》：“庶氏掌除毒蛊，以攻说襘之，嘉草攻之。”郑玄注云：“郑司农曰云：‘类、造、襘、禜、攻、说，皆祭名也。’[……]玄谓类造，加诚肃，求如志。襘禜，告之以时有灾变也。攻说，则以辞责之。[……]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瀸灭无光，奈何以阴侵阳，以卑侵尊。’是谓之说也”(郑玄 贾公彦 775)。这里“说”首先是一种祭祀活动的名称，祭祀中会宣读祭祀文，表示对上天的责备。无法确定在进行祭祀活动“说”时是否有名为“说”的文本出现，如果有，则这种文体的特征就是“以辞责之”，是用责备的语气来书写的。《吕氏春秋·劝学》云：“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许维遹 90)。杨树达认为此文中“兑”与《周礼》攻说之义相近，而与“说”(通“悦”)为对文，杨氏认为“凡说人者，在以辞相攻责，非谓使人悦怿也”(37)。表明“说”在当时是一种言论、说辞，特点是以言辞攻击或责备，与祭祀中的“说”类似。
“说”在先秦文献中还指称一种解说经义的论说文。“说”在战国时期是一种与“经”相对的论说文体，如同“注”“传”一样，用于对经的解释，具有“解说性”的文体内涵。钱穆《国学概论·孔子与六经》云：
“经”者，对“传”与“说”而言之。无“传”与“说”，则不谓“经”也。《说文》：“经，织也。”《左氏》昭十五年《传》：“王之大经也。”《疏》：“经者，纲纪之言也。”古者于书有“记”“传”“故训”，多离书独立，不若后世章句，即以比厕本书之下；故其次第前后，若不相条贯，而为其经纪者，则本书也。故谓其所传之本书曰“经”，言其为“传”之纲纪也。读《墨子·经说》者，必比附于经而读之，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矣。此古书称“经”之义。《书》有传，《诗》有故训，故亦得称“经”。[……]故“经”名之立，必在“传”“记”盛行之后。墨家既称之，诸家沿用之，而《诗》《书》亦得是称也。墨家之辨有说，故《墨辨》称“经”(26)。
由此可见，先秦古书本无“经”之称，只有在出现解说这些古书的“传”“记”之后，才有“经”之名称，其本义是使这些解说能先后相条贯，“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传”“记”等在当时比附于“经”，用于解说经文，而“说”即其中一种解说方式。⑦《墨子》中的《经说》上、下是最早以“说”名篇的解说文章。《说》附于《经》后，如《经上》：“虑，求也。”相应的《经说上》对此作进一步解说：“说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吴毓江 461)。梁启超认为《经》和《经说》的关系与《公羊传》和《春秋》的关系类似，⑧这表明《经说》必须与《经》参看才有意义，此时的“说”还是“经”的附属物。汉代经学大盛，“说”类著作相继而出，《六艺略》中如“易”类有《略说》，“书”类有《欧阳说义》，“诗”类有《鲁说》《韩说》，“礼”类有《中庸说》《明堂阴阳说》，“论语”类有《齐说》《鲁夏侯说》《鲁安昌侯说》《鲁王骏说》《燕传说》，“孝经”类有《江氏说》《翼氏说》《后氏说》《安昌侯说》，这些著述皆为解经而作。东汉班固“六艺略”序云：“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1723)。虽然持批评态度，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秦汉以来“说经”之繁盛。其实不仅《六艺略》，《汉志·诸子略》中所收以“说”命名的作品，如“儒家”类的《虞丘说》，“道家类”的《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也是为释经而作。⑨
在先秦时期，“说”更普遍的是指称一种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论说文。“形象叙事说理”是先秦说体文最突出的文体特征，这既与“说”字内涵有关，也同当时的论说方式密切相关。说体文的用途是用于劝说和辩论，为了达到说服他人(人主、辩敌)的效果，当避免抽象呆板、枯燥乏味，而采用相当的修辞技巧，除了夸张、铺排的雄辩，形象说理也是重要的手段。形象说理容易吸引听者，使人感到身心愉悦，这与“说”(悦)字内涵有一定联系。现存战国子部著作中以“说”名篇的文章除了《墨子·经说》之外还有不少，如《庄子》中有《说剑》，《韩非子》中有《说难》《说林》(上、下)、内外《储说》《说疑》《八说》等篇，《吕氏春秋》中《顺说》篇，《商君书》中有《说民》等。《庄子·说剑》写赵文王因好剑而使国衰，庄子往说之，论剑有三种：天子之剑，诸侯之剑，庶人之剑，劝文王当好天子之剑。⑩《说剑》是一篇说体文，但庄子没有径直陈说道理，而是将道理蕴含在故事中，以此成功劝说了文王。王先慎对《说难》的解释是：“夫说者有逆顺之机，顺以招福，逆而致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85)。则“说难”是指“说”之难，说在这里是进言、劝说的意思。《说难》开头云：“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辨之能明吾意之难也；有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王先慎 85-86)，“所说之心”是指所要陈说的道理，说之难就在于如何将这些道理陈说出来，而不至于招来祸患。对《韩非子·说疑》的解释，各家众说纷纭。(11)综合来看，其主题是讲人主对臣子的驾驭问题，从反面来阐述臣子奸贤难辨，人主当有所警惕。《吕氏春秋·顺说》开头云：“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为自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顺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顺说”是一种论说方式，是用引导、劝诱的方式加以论说。
因为“说”要以形象叙事说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入生动有趣、蕴含道理的故事，诸子作品中以《韩非子》最为典型。《韩非子》有内外《储说》和《说林》，司马贞《史记索引》曰：“《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储畜二事，所谓明君也。《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司马迁 2148)。王先慎云：“‘储’，聚也。谓聚其所说，皆君之内谋，故曰《内储说》”(211)。太田方云：“储，偫也。《前汉·扬雄传》注：‘有储畜之待所用也。’说者，篇中所云‘其说在’云云之‘说’，谓所以然之故也，言此篇储若是之说以备人主之用也”(梁启雄 226)。简单来说，“储说”即“储存着说”，先列出一个主题，然后举出简单的故事来阐释它。(12)《说林》从内容看像是一个故事集，司马贞称其“广说诸事，其说若林，故曰‘说林’也。”这一观点基本准确。(13)《说林》应该是韩非子搜集的资料汇编，其汇集故事用于游说的方式对后世有一定示范效应，如刘安的《淮南子·说林》、刘向的《说苑》，其编辑和命名大概都受到《韩非子·说林》的影响。(14)
以形象叙事说理，除了引入形象和叙事，使其具有“譬喻性”特征之外，还会运用夸张的修辞手法，使其具有“夸饰性”的文体特征。夸饰性是指讲求语词修饰，辞藻丰富夸张。《文心雕龙·夸饰篇》云：“神道难摹，精言不能追其极；形器易写，壮辞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长，理自难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人声貌，文辞所被，夸饰恒存。”范文澜解释此篇云：“至饰之为义，则所喻之辞，其质量无妨过实，正如王仲任所云：‘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夸饰之文，意在动人耳目，不必尽合论理学，亦不必尽符于事实，读书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斯为得之”(刘勰 610)。说体文的“夸饰性”使其能够摆脱所谓真实、合理等束缚，对所讲述的故事作一定程度的夸张、变形，不拘泥于事实，从而达到“动人心目”的言说效果，既说服了对方，又给人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
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在一些理论著作和文学选本中也被提及。陆机《文赋》论及十种文体，“说”即其中一种，陆机曰：“说炜晔而谲诳。”李善注曰：“说以感动为先，故炜晔谲诳。”方廷珪注曰：“说者，即一物而说明其故，忌鄙俗，故须炜晔。炜晔，明显也。动人之听，忌直致，故须谲狂。谲狂，诙谐也。解人之颐，如淳于髡之笑，而冠绝系；东方朔之割肉，自数其美也”(张少康 85)。说明说体文要有感染力，忌平铺直叙的刻板叙述，讲求语言的生动诙谐。刘勰《文心雕龙·论说》分别论述了“论”“说”两种文体，在论述“说”体时云：“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咨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328)。刘勰肯定了“说”体具有使人悦怿的特征，但也指出不能过分，否则便流于虚伪的馋说，所谓“凡说之枢要，必使时利而义贞；进有契于成务，退无阻于荣身。自非谲敌，则唯忠与信，披肝胆以献主，飞文敏以济辞，此说之本也”(328-29)。萧统《文选序》中也提及了“说”类文章，认为这类文字“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3)。
综上，先秦说体文的基本内涵是一种言说方式，它通过某种语言形式达到某种目的。这种言说方式的具体形式在历史上有所变化，最早的“说”用于祭祀活动，是一种祭祀文体，这一祭祀文体在后世未能延续，但其文体特征即“语气尖锐”“以辞责让”等却在后世的说体文中有某种继承，后世说体文具有“言辞犀利”“雄辩”“利口”的特征，与祭祀文语言的“尖锐”“责让”有内在的联系。“解说经义”的“说”与“形象叙事说理”的“说”在先秦诸子说体文中较为普遍，两者都用于阐释道理，但运用的语言却截然相反，前者抽象单一，后者生动多变。如果要将两种说体文与小说联系起来，毋庸置疑，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说体文与小说的联系更为密切。
说体文(15)与小说的关系大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说体文与小说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小说观念上。“小说”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说体文盛行之时的必然产物。在游士横行的背景下，说体文成为其最佳的游说工具。(16)庄子所谓的“小说”，指的正是说体文，只不过他在“说”前加了“小”字形容，作为自己的一种价值判断，与此类似的还有《荀子·正名》的“小家珍说”。游士游说人主，便有了说体文，游士互相攻击贬低，便有了“小说”的称谓，最初的“小说”和说体文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说”是“大道”还是“小说”，取决于说者的价值立场，与“说”的内容无关。“无论‘大道’还是‘小说’，在百家争鸣的世界，都要借助言辞谈说表达出来，它们都与言辞有关，故都可以称之为‘说’”。(17)说体文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无价值判断，后者有价值判断，但其本质上都是一种论说文体，通过形象化的言说达到说服、取悦对方的目的。在先秦国家分裂的背景下，“说”要求说服、取悦，在国家统一、儒家观念成为主导思想以后，说服、取悦逐渐演变为劝诫、教化，原来“众口誊说”“取合诸侯”的说体文演变为宣传儒家正统观念的工具，而随着时代背景的迁移，这一观念的变化也影响到“小说”观念的演化。小说的教化观念在后世一直延续不断，成为中国传统小说重要的观念之一，而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说体文。(18)同时，说体文要说服、取悦，并引入故事，这就使“说”这一文体具有某种娱乐效果，这也影响了后世的小说观念。张衡《西京赋》云：“匪唯玩好，乃有秘术，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萧统68)。“玩好”并非直接指小说，而是指可供赏玩娱乐的东西，但将其与小说并举，证明小说具有“玩好”的功能，即娱乐功能。小说的娱乐功能在后世得到继承，如干宝《搜神记》指出小说具有“游心寓目”的功能，魏晋以降的志怪、志人小说无论搜奇记异还是掇拾旧闻，正如鲁迅所言，皆为“赏心”而作，“远实用而近娱乐”(33)。而“供谈笑，广见闻”成为大多数文言小说具有的价值功能。
说体文与小说的关系其次表现在文体特征上。说体文的文体特征可概括为“譬喻”“夸饰”“诙谐”“动人”，这对小说的影响至为深远。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小说家作品乃“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认为“小说”的来源具有民间性、传闻性的特点。因为出自民间，所以诙谐、生动、活泼，因为来自传闻，所以杂有神话传说，甚至虚构的寓言。《汉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多为“浅薄”“依托”“迂诞”之作，浅薄可见其层次底下，无关大道，而流于道听途说；依托可见其能假托人物、引述传闻、造作故事；迂诞可见其语言夸张、荒诞不经，这些特征都与说体文“譬喻”“夸饰”“诙谐”“动人”的文体特征是一致的。魏晋以降，志怪、志人小说十分兴盛，其中志怪小说“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所述皆神鬼怪异之事、物；志人小说掇拾旧闻，记述人间言动。从文体性质看，两者都是叙事性文体，而这与说体文的“譬喻性”有所关联；志怪小说因讲述怪诞之事物，经常运用夸张的描写，这体现了说体文的“夸饰性”；志人小说记人间琐事，其中不乏滑稽、谐谑之事，这体现了说体文“诙谐性”。总体上看，志怪、志人小说记录传闻、琐事，无论是怪异夸张还是轻快诙谐，都具有“游心寓目”的娱乐效果，因此，小说具有“动人”的文体特征。
第三，说体文与小说在题材上的关系也至为密切。文言小说中无论是志怪、志人还是传奇，都从先秦的说体文中汲取了营养。《庄子·天下》中所谓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蕴含了许多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列子》(19)《吕氏春秋》《淮南子》都是如此。(20)故胡应麟称《庄子》《列子》为“诡诞之宗”。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虽然是被用于说理的材料，但其中奇异、诡怪、夸张、变形的人物或事迹，在“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俗皆好奇，莫顾实理”的古代社会，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想象力和创造力，影响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确立了古人对万物、对神鬼的观念，从而不断激发后世小说作者的创作灵感，开创了一个以神、鬼、仙、怪为主题的志怪传统。明人胡应麟称“古今志怪小说，率以祖夷坚、齐谐”(362)，绿天馆主人称“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黄霖225)，谢肇淛称“《夷坚》《齐谐》，小说之祖也”(264)，都是就此角度而论。而先秦寓言则以自觉的想象虚构、拟人化的手法，为后世小说发展提供了艺术上有益的借鉴。(21)说体文中众多的神话传说、历史传闻、寓言故事，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和文本。另外，说体文中的故事文本在后世还常常被摘录、聚集起来，收录到各类小说选本中，此时的故事已经卸下了辅助说理的任务，成为了纯粹意义上的小说。
最后，说体文还在编纂方式上对后世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汉代刘向所编《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杂采前代史传、子书中的故事，上承《韩非子》“内外储说”、《吕氏春秋》纲目式的编纂体例，开创了“以类相从”“条别篇目”的编纂方式，遂为后世小说作者和编者所继承和发展。(22)《说苑》《新序》在文体上仍属于说体文，其所选故事并不属于“小说”，但论说的色彩已经大为褪去，小说的意味大大加强，以至唐代刘知几有“广陈虚事，多构伪辞”之讥。(23)到了魏晋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大为发展，许多作品即采用分类、分篇的编纂方式，王守亮曾论述道：“如干宝《搜神记》，据《水经注》《荆楚岁时记》《法苑珠林》等书的引文，可知原书有《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篇，系根据各个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志怪故事。再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一门都是据该门主题系统记载名士言行，这一为后人所称道的‘世说体’正是直接承自《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其它如志怪小说集荀氏《灵鬼志》，也是条别篇目、分类编排的”(12-14)。到了宋代，出现了被称作“小说家之渊海”的《太平广记》这样大型的说部类书，此外还有私人所编的大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其所收故事和编纂体例也同《说苑》等书，与更早的《韩非子》《吕氏春秋》一脉相承。到了明代，专题性的小说类书大量涌现，如冯梦龙所编的《古今谭概》《智囊》《情史》，都先确立一个主题，然后搜集前代相关的小说故事，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先秦子书中的传说故事和寓言。(24)徐元太所编《喻林》一百二十卷，“采摭古人设譬之词”，规模宏大，其中收录大量先秦子书中寓言故事，是专题性小说类书中的上乘之作。(25)而清代此类作品更是举不胜举。
论述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了：本文的立足点在一“说”字，我们从语源学的角度梳理了“说”字的含义，明确了何者是核心义，何者是附加义。由“说”字含义所引发，我们讨论了说体文的类型及其各自的文体内涵和特征，指出“以形象叙事说理”为特征的说体文与小说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对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故“说”“说体文”“小说”三者环环相扣。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这样一个现实的合理性：自《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开始，古代小说在历代目录中一直被置于子部，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也未曾改变。而小说之所以置于子部，“说”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正因为有“说”，所以历来小说讲究理趣，追求劝诫；而正因为有“小”，所以古代小说有了价值判断，规定了特定的题材内容、体制形式和价值功能，确立了“子之末”的历史地位。这一由“说”所奠定的小说文体在中国古代成就卓越，虽然后世小说出现了“传奇”“话本”“章回”等多种形式，但其始终在古代小说史上绵延不绝，甚至被视为小说之“正宗”。(26)这类由“说”所奠基的小说文体今人大抵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注释：
①本文所谓“小说”主要是指与传统“子部·小说家”联系紧密的笔记体小说。
②查阅《汉语大字典》，“说”(shuō)有十一种义项，分别是讲述、解释、评议谈论、道理学说、告诉、劝告责备、说合介绍、以为、墨家推理名词(推理)、古文体之一、周代祭祀名；“说”(shuì)有两种义项，分别是劝说、通“税”；“说”(yuè)有一种义项，即同“悦”，分别有高兴喜悦、喜爱、取悦三个子义项；“说”(tuō)有一个义项，即通“脱”，解脱、脱下。在这些“说”的义项中，有不少是和小说的内涵有渊源关系的，而这些义项的出现，也大多在先秦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
③关于“说”的含义，已经有人对此作过详细的分析论述，相关的论著有王齐洲《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张端《说炜晔而谲诳——先秦说体文叙事传统研究》、柯镇昌《战国散文文体研究》等，可参看。
④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二册)、(第七册)(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712-13、737-38。
⑤见李圃主编：《古文字诂林》(第七册)738。
⑥王齐洲在其“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一文中总结说体文的文体特征有五点：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灵活性，基本上符合“说体”文的实际。见：《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武汉：武汉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⑦近人蒋伯潜云：“《六艺略》所著录之‘传’、‘记’、‘说’、‘故’，虽为私家著述，但均所以释经，亦是‘述’而非‘作’。”见蒋伯潜：《诸子通考》(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3。
⑧“至《经说》与《经》之关系，则略如《公羊传》之与《春秋》。欲明《经》，当求其义于《经说》，固也。然不能迳以《经说》与《经》同视。《经说》固大半传述墨子口说，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谓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后学引申增益，例宜所有。”见吴毓江：《墨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1019。
⑨先秦至西汉，说体文基本上是依经而作，是经之附庸，文体尚未完全独立。到了东汉，一些学者开始呼吁论说文摆脱经、子的束缚，王充在其《论衡·佚书篇》中论道：“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立五文在世，皆当贤也。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何则？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於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
⑩(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1010-17。
(11)顾广圻认为“疑”读为拟(说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卷十七)；陈奇猷云：“顾说非是。本篇皆言人主当疑奸人之说，故曰说疑。顾氏仅以篇末有‘四拟’之语，遂以此以当读拟。殊不知篇末所言‘四拟’之事，乃说明说者为奸，将成四拟，人主当引为警惕。”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914；梁启雄云：“‘疑’借为‘儗’。《说文》：‘儗，僭也。’《礼记·曲礼》‘儗人必于其伦’，注：‘儗犹比也。’说疑，是论说奸臣伪装好人来比拟贤臣的问题。篇中‘言是若非，言非如是，内险以贼，外其小谨，以微其善’，即奸臣伪装好人来比拟贤臣的描写。”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411；李祥俊认为“疑”指臣下各种难于分辨是非善恶的行为。见李祥俊注：《韩非子》(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341。
(12)梁启雄云：“《内外储说》的内容包括‘经’和‘说’两部分。‘经’的部分，首先概括地指出所要说的事理，然后用‘其说在某事、某事’的简单词句，在历史上约举历史故事以为证。‘说’的部分，把《经》文中所约举的历史故事逐一详明地来叙说一些，有时还用‘一曰’的体裁作补充叙说，或保存不同的异说。”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226。
(13)太田方云：“刘向著书名曰《说苑》，《淮南子》亦有《说林》，皆言有众说，犹林中之有众木也。”见梁启雄：《韩子浅解》(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184；陈奇猷云：“梁启超曰：《说林》二篇似是预备作《内外储说》之资料。奇猷按：索引说是。梁说误，此盖韩非搜集之史料以备著书及游说之用。”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418。
(14)说体文的文体形态和特征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有所变化。从总的趋势看，一是由体裁、题材上相对宽泛，写法上相对自由，发展为要求相对严格，体裁单一；一是论说由形象愈趋抽象，尤其宋以后理学大兴，说体文大多是对义理的阐述，是纯粹的理论思辨，很少有叙事性的文字，即不再借事说理。如(宋)张镦《仕学规范·作文》云：“正是非而著之者，说也。”(元)郝经《续后汉书》论“说”云：“战国诸子，遂腾口为说，而有著书名篇，如《说剑》、《说难》等，非圣人意也。”(元)陈绎曾《文章欧冶·古文谱三》论“说”云：“评说其事可否，是非自见言外。”同书附《古文矜式》论“说”云：“以说理，贵明白而不烦解注。”(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说者，释也，述也，解释义理而已己意述之也[……]有曰‘说炜晔而谲诳’，是岂知言哉!”见王京州：《魏晋南北朝论说文研究》“附录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13-17。因此有人认为说体文的文体内涵存在过“断裂”：“在历代说体文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内涵的断裂，先秦说体文与魏晋以后的说体文，在论述者那里，有不同的文章为代表，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章体制。”张端：《说炜晔而谲诳——先秦说体文叙事传统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23-24。有人认为存在两种说体文：“在我国散文史上，‘说’曾经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好在它们分别产生与使用于不同的时期，不曾相互打搅。”侯迎华：“以韩愈为例论我国古代论辩文的几种文体”，《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006)：125-28。
(15)此处说体文主要指以形象叙事说理的说体文，但也不排除有“言辞犀利”的内涵。
(16)“战国之世，游士或主连横，或主合纵，誊其口舌以折服人主，谓之游说。”杨树达：“释说”，《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增订本)(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年)37-38。
(17)参看林岗：《口述和案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68-69。
(18)“说”用于劝诫、教化，有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如《列女传》“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女，兴国显家可法者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诫天子”(《汉书》卷三六)桓谭的“治身理家”说已经涉及到小说的教化功能，小说之所以有“可观之辞”是因为其能够“治身理家”，与儒家追求的“修身齐家”思想相一致。此后如《拾遗记》“言乎政化”、《大唐新语》“事关政教”、《卓异记》“无害于教化”、《类说》“资治体，助名教”、《云溪友议》“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等，都表明“小说”应具备教化功能的观念。
(19)今本《列子》虽是晋人伪作，但其中的材料并非杜撰，仍保留了先秦时的面貌，马叙伦《列子伪书考》云：“盖《列子》晚出而早亡，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假为向序以见重。”则仍可视为先秦子书。《淮南子》乃“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而成，是先秦诸子材料聚合的产物。
(20)诸子中被后人视为小说的大多是一些神话传说和寓言的片段，这些零星片段有的仅有概括性描写，有的较为完整。其中，保存神话比较多的是《淮南子》和《列子》，保存寓言较多的是《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可参看相关论著：袁珂《中国神话史》；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王焕镳《先秦寓言研究》；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研究》。
(21)吴志达于《中国文言小说史》对此有所归纳：首先，寓言开了自觉虚构故事的先例，这对唐人传奇及后来的小说，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次，拟人化、夸张、对比等多种艺术表现技法的运用，为后世小说特别是神魔小说的创作所继承；在此，在简短的篇幅中，以简洁、犀利而有幽默意味的语言，叙述故事，刻画人物，展开矛盾冲突等艺术手段，为后来讽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范例；还有，许多寓言故事的题材，为后世小说作者所汲取。六朝文言小说中以奇异虚幻为特色的志怪小说，及以传神写照见长的志人小说，实际上都发端于先秦寓言。
(22)王守亮《〈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一文对此有所论述：“三书故事分类详尽具体，均以明确的主题统领，创立了唐前小说条别篇目，按主题分门别类编撰的体例和模式。三书编写体例上承《韩非子》而有变化和发展，将众多故事详尽分类，每类又以明确的主题统领。这创立了条别篇目、按照一定主题分类编撰故事的体例和模式，遂为先唐小说家所常用。”
(23)对此前人已有相关述论，如赵善诒《说苑疏证·前言》：“其中有不少故事生动，意味深长者。如师经援琴而撞魏文侯章(君道篇)、师旷对晋平公问学章(建本篇)、孔子拜受渔者献鱼章(贵德篇)[……]均有相当之文学意味，是为魏晋小说之先声。”屈守元《说苑校证·序》：“从它的写作形式看，颇具故事性，多为对话体，甚至还有些情节出于虚构，可以认为其中有些作品属于古代短篇小说。”参看谢祥娟：《〈说苑〉的成书及其文学价值》(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4)以《古今谭概》为例，其《痴绝部》“嗔痴·宾卑聚”条见《吕氏春秋·离俗》；《专愚部》“蠢文蠢子·东家母死”条见《淮南子·说山训》，“宋人郑人等”中“强取人衣”条见《吕氏春秋·淫辞》、“买豚”条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郑人买履”条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卜妻为裤”和“有得车轭者”条亦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其父善泅”和“刻舟求剑”条见《吕氏春秋·察今》，“楚王”条见《淮南子·泛论训》；《痴嗜部》“爱丑·潡洽”条见《吕氏春秋·遇合》；《鸷忍部》“勇士相啖”条见《吕氏春秋·当务》；《闺戒部》“不乐富贵”条见《韩非子·内储说下》；《委蜕部》“面狭长·公孙吕”条见《荀子·非相》；《机警部》“晏子”二条分见于《晏子春秋·外篇》和《内篇杂下》、“晏子马氏语相似·晏子”条见《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塞语部》“祠灵山河伯”条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一》、“骆猾牦好勇”条见《墨子·耕柱》、“《列子》辨日”条见《列子·汤问》；《微词部》“支解人”条见《韩非子·难二》；《非族部》“輆沐”条见《墨子·节葬》和《列子·汤问》。
(25)(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六《子部·类书类二》：“是书采摭古人设譬之词，汇为一编，分十门，每门又各分子目，凡五百八十余类，历二十余年而后成。用心颇为勤至，其引书用程大昌《演繁露》之例，皆于条下注明出处，并篇目卷第一一胪列，亦迥异明人剽窃撦挦之习，[……]然自六经以来即多以况譬达意，而自古未有汇为一书者，元太是编，实为创例，其搜罗繁富，零玑断璧，均足为缀文者沾丐之资，是亦不可无一之书矣。”
(26)详见浦江清：“论小说”，《浦江清文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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