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天京事变的原因及其后果(简述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

太平天国为什么会发生天京事变?

一、什么是天京变乱?

1856年8月中杨秀清逼洪秀全给他加封“万岁”,洪表面上同意,答应等到9月下旬杨寿辰时正式加封。另一方面,洪又下密诏,召在江西的韦昌辉立即返回天京救驾。 9月1日 ,韦率三千多人回到天京,当夜就与秦日纲包围了东王府。 9月2日凌晨 ,对杨及亲属、东王府的官员、部将、士兵进行屠杀。第二天又在天京城内进行了大搜捕,死于韦之手者前后达二万余人。9月中旬,石回到天京,劝韦仃止滥杀,但遭拒绝,韦又想杀石,石当夜逃出,韦杀了石全家。石逃出天京后,在安徽集结十万多人的队伍,上奏洪秀全,要回师“靖难”,韦也引起天京城内外官兵的不满,11月初,洪杀死了韦昌辉。石达开回京辅政。但洪又对石产生猜忌,让其兄安王洪仁发,福王洪仁达同石共掌大权,牵制石,并要加害石达开,1857年6月,石达开带队伍十余万离开天京。

简述天京事变的原因及其后果(简述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二、为什么会出现天京变乱?

1、围绕内讧如何引起、由谁负责的问题有几种不同意见及原因

①由于杨秀清飞扬跋扈,野心太大,逼封万岁,意在纂位。他是咎由自取。

②韦昌辉要负主要责任。韦出身地主,是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阶级异已分子,“阴柔奸险”,心怀叵测,他伪托洪的密旨进入天京,擅杀东王,血洗天京,内讧由他一手造成,实属反革命叛乱。

③洪秀全身为天王,进入天京以后,深居王府,不理政事,沉迷宗教,致使大权旁落,给野心家以可乘之机,又密诏韦昌辉,对事变发生负有主要责任。

④石达开虽身处危境,对平定韦的屠杀起了重要作用,又遭猜疑,但他不顾大局,分裂出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力量,也应受到谴责。

以上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四人应负的责任,也有各自的理由。造成意见对立的原因:事件本身的起因、过程比较复杂,二是史料史实的引用问题。

一是逼封万岁。它是天京事变的导火线,是事件的起因,但缺乏直接材料。一种意见认为:是杨伪称天文下凡,逼洪秀全封其万岁,图谋纂夺洪秀全的领导权,(罗尔纲),根据是《李秀成自述》:杨要洪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逼天王到东王府封其万岁”,这是事变的起因。但也有意见认为,从现有材料看,“逼封万岁”事实的根据不足,《石达开供词》:“韦请洪诛杨,洪不许,转加杨伪号,韦不服,便将杨杀死”。好象是洪主动加封杨“万岁”,事变是韦昌辉擅杀杨秀清引起的。还有的分析认为,“逼封万岁”是为了制造杀杨的借口而来自天王府的谣言。

二是“密诏”问题。韦杀杨是奉洪的密诏,还是擅杀?一般记载说韦是奉诏,并论证说,如果没有洪秀全的命令,韦昌辉不可能擅自从前线回京,也不可能进入防范很严的天京城。但也有人认为没有密诏,最有力的证据是石达开供词,说韦昌辉“伪诏”,即假托洪的命令回京擅杀,李秀成的供词也没有提及(石的供词是录供,别人代笔,李秀成的供词是亲笔,但事变时他还不是最高将领),到底谁是真的难以断定,到底有无密诏,又是一悬案。

2、天京变乱出现的原因分析

由于对“逼封万岁”和有无“密诏”存在异议,因而对洪、杨、韦在事变中的责任便存在不同评价。历史上许多事件的细节,由于缺乏史料,可能很难搞清,我们在思考事变的原因时,可以暂时抛开对个人责任的追究,探求事变发生的阶级原因和社会原因。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的必然与偶然的关系:

从现象上看,天京事变是偶然的,上述对洪、杨、韦、石个人的分析,都说明了这种偶然:如果没有密诏,韦到不了天京:如果洪猜忌心不那么重,重用石,就不会发生石达开出走事件。这都是一种个人因素造成的历史偶然性(个性心理、经历等,这种情况历史上很多见:如项羽因骄傲而失败,刘邦因善用人而胜利)。往往一个人的政治地位越高,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就越大。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一些历史偶然性的背后,还有历史的必然因素在起作用。必然因素是反映历史发展的一种总趋势,是个人活动环境中不可避免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内讧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农民起义内部矛盾发展成对抗性矛盾的典型,是旧式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结果。

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的地位使他们在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的同时,还具有保守性、狭隘性、分散性、落后性,他们不能代表自己,即使在革命时,都无法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权,但这个政权又不得不沿袭了封建政权形式,沿袭了封建等级制度,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是不可避免的。正是由于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和矛盾的激化。

表现:①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的发展:洪要建立洪氏王朝,定都天京后,他领布诏书,宣扬自己为真命天子,君临天下,永掌河山,宣扬“兹我天王,口为天口,言为天言,诏书颁发,天下咸知”。在天国内,杨秀清具有代天文传言的资格,杨的身份,是一人(洪)之下,万人之上。定都天京后,他虽大权独揽,但也不满足。东王府东试中出的试题是“四海之内有东王”,树立自己的权威,对其他王则“威风张扬,不知自忌”……造成洪杨,杨与其他王之间的矛盾。韦昌辉虽然没有杨那么大的权势,但对杨不满,“奸诈相似,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韦的哥哥与东王妾兄争宅,东王怒,欲杀其兄,发北王议罪,韦请对其兄五马分尸。这些矛盾的实质:争权夺利。

②生活上追求享乐,进入天京后,各王府大兴土木,建造宫室,以奢侈和排场来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风,“各王面盆溺器俱系赤金”,各王府都有千人以上的各种属僚官员和侍从服役人员。“东王每出,仪仗队千数百人,如赛会状”。他们还制定了一套繁锁的礼仪制度,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和士兵必须回避和下跪,违者杀头;洪秀全颁发诏书,如臣下叫出他妃嫔的姓名,或者抬头看一下她们的面容,也是犯了大罪,要杀头。

③用封建的君臣关系代替“天国天兄”平等关系。天国内部,不仅有森严的等级制,而且有世袭制,确定诸王世子“皆是管理世间者也”。还有九族同升制,即不仅诸王的妻子儿女,就是他们的旁系亲属,也“一体同称国亲”,前辈为国伯,同辈国宗,后辈为国相。他们还制定严酷的刑罚,鞭打、枷杖、斩首外,还有点天灯,王马分尸等。燕王秦日纲帐下一个牧马人因礼节不周触犯了杨的一个“同庚叔”,卫国侯黄玉崑处理此事时,以为只要鞭打就行了,但东王大怒,不仅罢了黄玉崑的职务,杖三百,说秦日纲管教不好,杖一百,牧马人则被五马分尸。他们用这些刑法,维护自己的特权。

历史说明:在革命风暴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的平等平均思想与封建专制思想之间,也没有不可通过的万里长城。农民在不堪忍受时,会揭竿而起,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农民摆脱不了封建专制思想(帝王思想,等级思想,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影响,无法克服政权的封建化过程,无法克服内部的消极因素。内讧就是政权封建化及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

三、天京变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从领导集团来看,金田起义时的领导核心,除冯云山、肖朝贵已先后在全州和长沙战死,至此,杨秀清、韦昌辉死于内讧,石达开离京出走,首义诸王只剩下洪秀全,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初期那种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2、从军事力量上看,内讧的结果,失去了最有威信的军事统帅,太平军的骨干力量至少损失在两万人以上,石达开出走时又带走了大批精锐部队,使军队元气大伤。军事形势恶化,1856年底,放弃武昌,1857年,江西大部丧失,1858年,湘军攻陷武昌,1857年12月,南北大营重建。

3、更重要的,是太平天国用以维系人心的理想的破灭和精神的崩溃。过去人们奉为万能的至高无上的“天父天兄”、“天王”、“真命主”和具有极大权威的“圣神风”,都由于兄弟相杀而失去威灵,过去一再宣示的“同扶真主”、“永享天父大福”等政治诺言,也几乎完全破产。人们看到,被“天父上帝次子”洪秀全称为“清胞”的杨秀清和称为“正胞”的韦昌辉,都在自相残杀中死去,起义之初誓同生死的老兄弟都惨遭杀害,还说得上“共享天父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么?内讧使“天国”的理想光辉黯然失色。内讧使天国由高潮走向低潮,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和防御。

西安事变的目的 结果影响

1.西安事变目的: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同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2西安事变历史意义有哪些

西安事变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

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2.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事件之一,它由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的逼将抗日的意义重大的事件。西安事变的目的就是逼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全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一致,共同抗击日夲侵略者。西安事变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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